半岛特派记者 王法艳
惯于书写《尘埃落定》《空山》等充满历史厚重感作品的阿来,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带来了《三只虫草》等“自然文学三部曲”。“自然文学三部曲”在风格上都是非常轻盈、透明的小说,但作品也并未因此流于浅薄,阿来关注了消费社会中价格暴涨的虫草、松茸和被过度砍伐并冒充太行崖柏在市场上行销的岷江柏,关注人类对稀缺资源的重新分配所带来的竞争与改变,所以三部作品在充满自然美感的同时也洋溢着淡淡的乡愁。
关注当下:
有钱人的消费与资源的消失
谈到“自然文学三部曲”的由来时,阿来说:“前些年都在写厚书,内容比较多,题材蕴含的东西比较沉重、复杂,所以写完那些以后,去年我就想一定要写部轻松、轻盈、透明的小说,我觉得只有这样的写作,才是对自身从情绪到思想上的一个调整。我想作家最好的调整方式,就是用写作本身来调整,先写了《三只虫草》,然后有了《蘑菇圈》和《河上柏影》。”
这一次,阿来将目光投射到遥远的乡村,“在城市化的今天,很多遥远的乡村是被忘记、遗弃的”。阿来认为在消费社会,偏远的乡村只有两种情况可以引人关注,“一个是风景比较好,原生态文化保存得比较完整,成为旅游景点。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这种地方出产一点城里人稀奇的东西,就是消费社会需要的消费价值。所以我就选了三个东西,第一个是虫草,第二个是松茸,这两个都是吃的东西,有营养、很珍稀、价格很高”。
《河上柏影》关注的则是对珍稀木材的消费,阿来说:“今天的中国人对稀缺的东西都疯狂地感兴趣。当成功的人、有钱人消费这些木头,其实意味着在野外稀缺的资源大面积消失。”书里写的是阿来熟悉的岷江柏,当珍稀的太行崖柏被砍伐殆尽后,有差不多纹理和香气的岷江柏就被砍伐并以太行崖柏的面目在市场上出现。阿来说:“这三个被消费社会所需求的东西,在当地过去都是非常寻常的东西,当有一天,它的身价暴涨以后,就开始变成一种资源。只要在人类社会成为稀缺的资源,就需要被重新分配,就产生了竞争。商业的需求,逐利的冲动,影响到当地人,给他们带来心态的变化和社会秩序的重新调整。这三本书都指向了这样的问题。”
自学成才:
读书加旅游仨月走破一双鞋
在文学评论家陈晓明看来,阿来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为了写作自然文学三部曲,他也掌握了大量植物学方面的知识。阿来的博学基本是自学成才,中专毕业的他曾在小学执教,后来被抽调去教中学,但要留下来必须自学拿到本科学历,“我曾经拿一个月工资买录音机,天天听英语准备考试,有一天终于很烦,我生了一堆火,把所有复习资料全部烧掉,从此下定决心,我再也不会去上任何课,从此以后能学多少算多少。后来作家协会也有文学班,这代稍微知名的作家里,我是唯一一个没上过这些班的,我非常固执地想证明我可以自己把自己教育好”。
1989年阿来出了第一本小说集,“拿到这本书,跟别人不一样,我赶紧把那本书塞到床底下,我觉得非常不好意思,我知道大部分写得不够好,那个时候就考虑要不要写书,如果再是这样的东西,我不写了。”阿来开始自学充电,方式是给自己开书单,大量阅读,然后到处旅行,“我是中国最早的驴友,那时县与县之间只有一班公共汽车,到了乡镇交通就更不方便了,有几年我大概三个月就会走破一双鞋,终于有一天开始写作,这个时候就是《尘埃落定》。”
发掘美好:
很多作者已失去文学信仰
有读者好奇阿来如何能在厚重的历史写作与轻盈的写作之间自如转换,阿来说自己没有刻意固定写作风格,他创作时也不会太强调技巧,“我经常从民间文学得到启发,那些在民间讲故事的人,觉得这种能力是上天赋予的,他非常相信他讲的东西是有力量的,甚至超出他故事本身的力量。然而,今天的写作、阅读的人,有些一边从事这些工作,一边失去了对文学本身的信仰,不相信它的力量”。
写完《三只虫草》,阿来很高兴自己没有失去那种力量,“我相信人性永远向着美好、文明的一面发展。我们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文学,受西方文学影响比较深,现代文学面对现实的无力、荒诞,往往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暴露社会的恶、人性的恶,它的深刻是通过某种偏激和极端达到的。中国传统文学并不主张这样的文化观念,还是要把人性中蕴藏的善良、美好、温暖的一面发掘出来”。
阿来曾经担任过电影《西藏天空》的编剧,他透露目前正在创作另一个原创电影剧本,是关于上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在四川云南边界地带一个美国探险家的故事。但阿来说他坚决不会改编自己的作品,“我知道改编比较挣钱,但是这辈子用不了那么多钱”。他不改编的原因是“这个故事我已经讲过一遍”,他说:“写作的乐趣在于,在故事展开的过程中不断捕捉它的种种变化、种种可能,看到一个故事慢慢成型。如果写完了再改编成剧本,整个故事不会再有新的东西。”(本报上海8月22日电)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