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记者 王法艳
近日,张悦然的新作《茧》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她时隔10年之后再次推出长篇小说,这是一部以80后一代人的视角直面父辈恩怨纠葛的作品,通过一桩罪案层层抽丝剥茧的过程,将几代中国人的际遇、心灵困境展现在读者面前。张悦然透露,《茧》的写作起点来自从父亲那里听来的一个故事,她认为只有完成与父辈的对话,承载他们的爱与罪,并找到和解与宽容的出口,才能真正成长。
与父辈对话:
历史的阴影比想象的长
《茧》通过主人公李佳栖和程恭各自的讲述,为读者呈现了两个家庭三代人之间的恩怨纠葛。小说将一桩罪案不断抽丝剥茧,还原历史场景,观照当下两人日常生活,映衬出历史的迷雾是如何悄无声息地覆盖在下一代人身上。
张悦然说:“李佳栖和程恭,分别承载着祖辈和父辈的爱与罪。爱是虚无的,罪是世代流传的。”小说中的李佳栖沉浸在对父爱的渴求中,一次次想获得爸爸的关注和爱,背负自己祖父被残害的秘密长大的程恭,眼看着凶手变得声名显赫,在和恶龙的搏斗中,自己也变成了一条恶龙,“这就是我的两个主人公的处境,他们在探寻历史真相的路途中,一个被掏空,一个被腐蚀”。
小说写作的过程,就是张悦然和两个与自己同时代的主人公一起同历史的阴影角力的过程,张悦然用两人身上共同的贫瘠——爱的无能的剖析,提醒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历史的阴影比想象中要长,愈合它的伤口,也比想象中艰难。20年前风雨之夜那一枚钉入人脑袋的钉子,它依然尖利,在某个时间的节点上,就亮出它的牙齿。
济南为背景:
从父亲那里偷来的故事
“《茧》的故事是从我父亲那里偷来的”,张悦然说父亲出生在医学世家,但他从小热爱文学,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那一年,他辞掉了在粮食局车队开车的工作,去读大学、上中文系。“那个时候在粮食局开车是一份相当令人羡慕的工作,每天穿着制服、戴着白手套,开着全济南市没有几辆的解放牌大卡车”,张悦然说:“我一直怀疑我妈妈当时答应做我爸爸的女朋友主要是因为我爸开的车特别有面子,每次停在她和她的那些闺蜜面前,把她给带走,众人一片艳羡的目光。”
张悦然的父亲上了大学后,发现中文系根本没法教会人写小说,所以他坚决反对张悦然读中文系,“我爸觉得他在我文学道路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没有让我读中文系”。虽然中文系不教写小说,但张悦然的爸爸还是写了小说,1978年他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寄给上海的一家杂志社,“小说是根据他童年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写的,那个时候他住在医院的大院里,隔壁楼有一个医生,他很熟悉的一个叔叔,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植物人。但是凶手是谁,始终不知道。也许就在另外一楼栋,也许就在我奶奶家的楼上。我父亲每天都在考虑这个事情,谁是凶手”。
最终,父亲的这个故事没能发表,编辑说小说的调子太灰暗了,“他说他后来又写过别的小说,也都没有发表。我觉得他骨子里可能就是特别悲观主义,又遇到了那样的时代,恐怕他也写不出什么明亮的东西。再后来他就毕业留校,教书,我就出生了,他的书桌就被一张婴儿床代替了。再之后,他就没有再写作。”多年后,这个故事成为女儿长篇小说的起点。
早慧又晚熟:
慢下脚步才能真正长大
《茧》距离张悦然的上一部长篇小说《誓鸟》已经过去了10年时间。张悦然说写完《誓鸟》以后,觉得可能需要放慢脚步,“因为在那之前,我已经出版过三部长篇小说了,我觉得关于青春的一些特别本能的、特别自我的表达都已经比较完整地展现了。坦白来说,那个时候会有一种感觉,会觉得这种过度的表达其实是对青春的一种透支,会觉得好像自己还没有完全长大,但已经变得很沧桑了。我想应该按照自己内心的节奏来写作。所以我就慢了下来,没想到过了那么久”。
决定写《茧》以后,张悦然回到济南去了解当年那起凶案留下的记录,“那家医院碰巧是我出生的医院,我出生的时候,这个植物人还活着”。
语言更平凡:
80后作家的标签在失效
10多年前张悦然出版第一本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时,莫言说张悦然小说的价值在于记录了敏感而忧伤的少年们的心理成长轨迹,投射出与这个年龄极为相称的真实。
如今读了《茧》后,在首发式上作家余华说:“我觉得现在的张悦然和过去的已经不一样了,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作家。她的语言变得更加平凡了,在平凡里,你突然感觉到语言用词的那种准确。我经常不断发出会心的笑声,让我很赞赏她现在的这种写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应红认为,《茧》让人重新认识80后作家,“80后作家是从一种叛逆与自我、自恋的姿态登上文坛的,《茧》似乎让长期被贴于80后作家身上的某种标签失效,她以文学的方式传递了80后对父辈历史的了解、理解和沟通,以至于对父辈所经历时代的新思考和体验,这使得这部作品呈现出的格局瞬间变得纵深、开阔、辽远”。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