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届中外出版翻译恳谈会上，来自数十个国家的翻译家、学者与张炜、毕飞宇、迟子建、崔曼莉等作家参加了当天的讨论，围绕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现状，各抒己见。美国史密斯大学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桑禀华透露，美国每年引进的中文作品非常少，且根据美国文化传统改写中文
小说的做法很普遍，包括
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出英文版时就让莫言改写了结局，“这比起译者不跟作者沟通、私自改写还算客气的了。”
文学走出去：莫言获诺奖是最大回报
当天的论坛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毕飞宇回顾了自己所经历的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历史，“这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当时正好是我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我的作品于2002年首次被翻译到法国，然后以法国为基地，被翻译到欧美其他国家”，毕飞宇说：“这是一个非常缓慢、艰难的过程 ，一些中文作品有机会走到西方的书架上，有时周期需要好几年，但当时的作品都是以完整、纯粹的文学方式走出去的，出版方都是以文学的心态来挑选、翻译作品，可能当时的很多作品也并没有给出版商带来巨大的商业回报，但带来了很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毕飞宇认为：“莫言获诺奖就是最大的回报，以此为标志，代表了中国文学在过去20多年的历史中走出去的过程和成果，这一过程是安静的、美好的。”现在，毕飞宇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不再是文学行为，而是国家行为了，作为一个写作者，是挺高兴和欢欣鼓舞的，毕竟国家层面意识到了文学走出去的重要性。”
但在商业大潮下，毕飞宇也注意到：“走出去的中国文学已经变得非常复杂，甚至有些已经跟文学没什么关系。没有人可以回避商业利益，但商业不能凌驾于文学之上，我不能掐着很多翻译家、出版人的脖子断人家的饭碗，但在纯粹为了商业考量而出版翻译一些书的时候，就不要打着文学的旗号了。”毕飞宇也表示：“我和我的好朋友迟子建，也都会做出符合自己内心、忠实于自己文字的选择。”
中外不对等：为促销中文作品英译遭改写
当天参加论坛的有来自俄罗斯、印度、土耳其、德国、美国等数十个国家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研究和出版的相关人员。来自土耳其佳兹大学的教授吉莱说：“10年前我想学汉语的时候，亲戚反对说你学汉语有什么用？现在都来找我，问怎么样学好汉语，但很多人学了汉语都是为了从事经贸交流方面的工作，做汉语翻译、学术研究的人很少，因为收入比不上从事商业的，所以现在每年只有一两本中国文学能被介绍到土耳其。”
与土耳其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俄罗斯，唯一的例外似乎是德国，德国的著名汉学家顾彬说：“美国人每年出版的译本占不到总出版新书的5%，但德国人读的书70%都是译本，德国人喜欢看外国人写的书，莫言的小说在美国卖个两三千册就觉得不错了，但莫言、余华等人的书在德国能卖个七八万册。”
美国史密斯大学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桑禀华表示，2009年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当年中国共进口了10040个图书版权，但只出口了1304个版权。而在2005年，中国出版社买了 3932本美国图书的版权，美国的出版社则只买了 16本中文书的版权，如今这两个数字都有所上升，但悬殊的比例并没有多大变化。
桑禀华还表示，与法文、意大利文的作品被翻译到美国相比，中文作品英译后更普遍存在原文被改动的问题，“由于中国小说在美国的销路不好，很多译者通过按照西方文学传统改写原文的手段向大出版商促销，这产生了深远的错误影响，让读者对中国文学产生错误认知。”
桑禀华透露 ，在早期英译本中，老舍《骆驼祥子》的悲剧结局被改成了喜剧 ，这一错误在后来才得到纠正。而莫言多部作品的英文译者葛浩然也经常改写莫言的作品，《丰乳肥臀》有十几页的内容没被翻译，他1988年翻译《天堂蒜薹之歌》时，则干脆让莫言重写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结局，莫言原作中最后一章是关于那些贪官污吏如何被调走、惩处等后续情况的详细交代，他则根据出版方的意见，提出能不能把这些有关官员具体去向的部分给隐去不提，最后莫言重写了20多页的内容，并且在后来出版的中文版中，也沿用了英文版的结局，桑禀华说：“比较改动前后，我还是认为莫言原文的那种反讽更具有戏剧特色，不过，比起根本不跟作者沟通、译者私自改写，这还是客气的了 。” 记者 王法艳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