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过青岛后，回村里我就更不安分了 ，也想当青岛人 ，哪怕是在青岛扫大街、掏大粪。
■无论怎样天才的作家也有自己的局限，这也是世界上有这么多作家存在的理由。
■这是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更贴近、深入生活。
■没有诺奖插了一杠子，新作早就出来了 ，但现在怕给父老乡亲丢脸 ，总是再想想、再修改一下，越想写好就越写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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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
6月6日上午，莫言在市级机关会议中心举行题为《小说与故乡》的讲座，阐释了故乡对自己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也不避讳自己在了解当下年轻人心理、涉猎城市题材时的一些局限，他称“我们这一批写农村题材起家的作家，正在朝二线退隐，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莫言何时推出自己的长篇小说新作一直备受关注，接受本报采访时莫言坦言：“这也是目前我所纠结的问题，如果没有诺奖插了这一杠子，新作早就出来了。但现在怕给父老乡亲丢脸，总是再想想、再修改一下，结果越想写好越写不好。”
逃出农村：青岛曾让莫言不再“安分”
当天的讲座伊始，莫言开玩笑称高密距离青岛那么近，干脆划到青岛来得了。他回忆1973年第一次来青岛时坐的是火车，“花了三个半小时 ，中间停了20多个站”，莫言说那时候他和村里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满脑子想的是“逃出农村”，“尤其是来过青岛后，回村里我就更不安分了，也想当青岛人 ，哪怕是在青岛扫大街、掏大粪”，莫言后来参军入伍，“我们当时说‘努力工作，争取跟地瓜干离婚’。”
莫言在北京生活了数十年，但故乡是一个永远无法逃离的存在，他的文学创作也深受此影响。“一个翻译过我很多作品的法国译者，说我书中总是村庄后有一条河，小孩出了门总是沿着胡同向北跑，到了河边后又总是沿河堤向西跑，过了石桥就是公路”，莫言说：“我的村庄就是这样的，这条路线我走了20多年，但我没有意识到它在我的小说中反复出现，这是我的童年记忆在写作中下意识的流露。”
在《红高粱家族》等早期小说中，莫言还运用了村里人的一些真名实姓，结果父亲经常被邻居找上门来，改编成电影时，莫言就让张艺谋把角色名字给改了。此外，经村里老人口口相传、添油加醋而具有了传奇色彩的民间故事和人物也都成为莫言的写作素材，高密的扑灰年画夸张的风格和高密泥塑强烈的色彩对比，都影响了莫言的作品风格，莫言说：“我想张艺谋始终摆脱不了对红色的迷恋，也与他在西北的生活经历有关，到处都是挂着的红辣椒。”
正视局限：自己这一代作家正“退隐”
故乡为莫言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源泉和潜移默化的风格影响，但莫言书中的“高密东北乡”并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文学舞台，“我用文学方式拓展了故乡，让小说中的人物有广阔的舞台去展现。”
莫言也尝试写过高密没有的沙漠、红树林，但他说还是写起故乡来最得心应手，“虽然作家可以通过体验生活等方式去了解自己原本陌生的人物和环境，但一个作家再怎么扮成乞丐去体验生活，他也忘不了自己的作家身份，体验不了乞丐内心的深层感受”，莫言说：“无论怎样天才的作家也有自己的局限，这也是世界上有这么多作家存在的理由。”
除了题材，莫言认为作家在时代性上也是有局限性的，“悲观地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作家，我们这一批写农村题材起家的作家正在朝二线退隐，应该有更年轻的作家写出属于当代年轻人的小说”，莫言说他写的小说内容进入到上世纪80年代后开始，就觉得写起来难度很大，“尤其是描写当下的农村 、当下的年轻人，我对他们的心理总是把握不好，写得不肯定、很犹豫。”莫言表示：“这是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更贴近、深入生活。”
纠结新作：获诺奖后有压力反复修改
当天的讲座最后，莫言跟观众进行了交流。他认为去年青岛市歌舞演艺剧院对《红高粱》舞剧的改编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尝试，将舞剧的优美与战争的悲壮统一起来，很有挑战性 。他透露目前也正在写一个跟舞台有关的剧本 。
有人希望莫言“给年轻人一些话”，莫言说：“我在北京坐地铁时，会看到很多打工者、白领挤地铁，他们真的很辛苦，未来在哪里，家在哪里，老婆孩子在哪里，对很多人来说都是遥远不可及的。”莫言认为“奋斗”和“希望”对想改变自己境遇的年轻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两点。他同时建议年轻人与其学一些空泛的学问，不如学一些实在的技艺，“北京的家装修，我要不断给瓦匠等工人递烟、倒茶，我尊重甚至是有点怕他们，怕万一伺候不好，他们走了瓷砖就掉下来了。”
很多作家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就鲜有代表性作品再问世，马尔克斯获诺奖多年后还创作出了《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个异数，莫言获诺奖后的首部长篇小说必然受到极大关注，也可能引发争议，当本报记者问他对此是否做好了心理准备时 ，莫言说：“这也是我目前所纠结的问题，没有诺奖插了一杠子 ，新作早就出来了，但现在怕给父老乡亲丢脸，总是再想想、再修改一下，越想写好就越写不好。”莫言引用了当年郭沫若接毛泽东指示题写“岳阳楼”牌匾的典故说：“郭沫若压力山大，反复写总也写不好，最后勉强挑选了3张，信封上写着‘请毛主席选定后转交岳阳楼管理处’之类的一句话，毛主席看后觉得信封里面的写得都不好，却发现信封上郭沫若随意写的岳阳楼三个字不错，现在岳阳楼上挂的就是当年郭沫若写在信封上的三个字。”
对于新作的出版，莫言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说：“等我写得差不多了，觉得像郭沫若写信封上那三个字的状态时 ，就可以出版了。”
本版文/
图/记者 王法艳 记者 何毅
■采访手记
作家的诚实
当天上午，莫言的讲座结束之后，除了一堆人涌上讲台，想跟他说几句话，或索要个签名，还有一名读者把莫言讲座时用过的一支笔当做“宝贝”给带走了，莫言喝过水的杯子也被“觊觎”过，但后来这位读者可能想了想这属于市级机关会议中心的公物，又放下了。
本报记者多次采访过莫言，其获诺奖前后这几年间的采访感受差异是巨大的。
得奖之前，莫言远没有今日那么多“慕名而来”的追捧者。记得有一年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莫言推出新作《蛙》时，出版方特意安排了一群女模特在发布会上捧着《蛙》走T台，期待在新书发布活动扎堆的订货会上借“美女”吸引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时至今日，哪再用得着这些花里胡哨的手法，“莫言”二字就是金字招牌，所到之处众星捧月。“人生如戏”，我想莫言对这四个字肯定有着很深刻的感受。而难能可贵的是，莫言在他的生活经历如此迅猛、强烈的变化之后，在他所面对的世界已然天翻地覆之后，他依然在努力忠于那个扎根高密东北乡的自己，依然是诚实的。他承认自己在创作题材上的局限，他坦言获诺奖后心理上的波动和由此带来的写作困境。
诚实地面对自己、文学创作和这个世界，原本是一个作家的本分。但在当下，这也逐渐成了一种稀缺的品质。有太多的欲望、杂念时无法诚实，自卑或傲慢时也很难做到诚实，诚实是一种坦荡荡的勇气。作为一名文化口的记者，这些年来见过不少夸夸其谈、实则言之空空的作家，也见过彼此相轻、追名逐利的文人，他们都无法再诚实示人，因为他们已然都忘了或背叛了最初、最纯粹的文学理想。
我们总谈文学的良心，文学的社会担当，可文坛自身也有一些负能量需要清除，如一些作家的官僚化或商人化，如文学评论的追捧风、利益链，乃至文学评奖的“黑幕说”、“跑奖说”等。六六写了《半句实话》，敢以此为书名是因如今书中所言有一半是作者“走心”了的就不错了，曹雪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红楼梦》是浸透了他的生命的，而时下的一些书只剩了“荒唐”而已。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刘晓明]
